11月3日的英国莱斯特,风里已经有了冬天的味道。42岁的维什瓦斯库马尔·拉梅什坐在自家沙发的角落,盯着茶几上儿子的蜡笔画发呆——画里有两艘渔船,一艘写着“拉梅什”,一艘写着“阿贾伊”,那是他和弟弟在印度迪乌共同经营的渔业生意。作为今年6月印度航空AI171航班空难的唯一幸存者,他曾因“从冒烟残骸中走出来”的画面被全球媒体称为“奇迹”,如今却成了“连妻儿都不敢说话的人”。

“幸运是块烧红的铁,烫得我喘不过气”

拉梅什的左臂还留着淡粉色的烧伤疤痕,那是事故中被残骸蹭到的。“我爬出飞机时,还以为自己没事。”他揉着疤痕,声音里带着颤音,“直到看见阿贾伊的行李散在我脚边,我才反应过来——他坐在后面几排,再也不会喊我‘哥哥’了。”
空难后的四个月,PTSD像块黑布裹住了他。儿子扑过来要抱,他会本能地往沙发里缩;妻子递来热咖啡,他盯着杯子里的热气半天,说不出一句“谢谢”。“我怕一开口,就会哭着喊阿贾伊的名字。”拉梅什摸着沙发扶手上的裂痕,那是儿子昨天用玩具车划的,“我像个丢了魂的人,连最亲的人都不敢碰。”

身体垮了,生活也“摔碎了”

身体的痛比心理的伤更直接。拉梅什掀起裤腿,小腿上的淤青还没消:“腿、肩、膝盖像塞了碎玻璃,走两步就疼得冒冷汗。”曾经开了十几年渔船的手,现在连握筷子都抖——事故中左臂的烧伤,让他连拧开矿泉水瓶都要费好大力气。“每天都是妻子扶着我走路,我像个没用的人。”
更糟的是生计。他和弟弟的渔业生意,因为两人的变故彻底倒闭了。“那是全家的收入来源啊!”拉梅什的母亲坐在门口的台阶上,手里攥着阿贾伊的照片,“我每天看着门口的路,总觉得他会扛着鱼筐回来,喊我‘妈妈’。”拉梅什连给母亲买杯奶茶的钱都要算半天——印度航空给的21500英镑临时赔偿,连支付理疗费、儿子的校车费都不够。

“我要的不是钱,是被当‘人’对待”

“他们说这是‘预付款’,可我连现在的日子都过不下去。”拉梅什指着桌上的账单,声音里带着委屈,“儿子的校服要15英镑,我翻遍钱包,只有10英镑。”帮他处理事务的社群领袖桑吉夫·帕特尔说,拉梅什的诉求从来不是“更多钱”:“他要的是印度航空的CEO能坐下来,听听他的痛苦——而不是让官僚系统把他变成‘电子表格上的编号’。”
印度航空母公司塔塔集团的发言人回应称“已提出会面提议”,但拉梅什等了一个月,没等到任何具体时间。“我们不需要‘尽可能支持’的空话。”帕特尔皱着眉,“他需要有人来看看,他连给儿子买玩具的钱都没有;需要有人帮他重新申请福利,而不是让‘全民信贷’被随便取消。”

空难不是结束,是“生活的崩塌”

这场空难的阴影,不止笼罩着拉梅什一家。今年7月,印度民航事故调查局发布初步报告,指出飞机起飞数秒后引擎燃油供应被切断是主因,但完整调查仍在拖延。资深航空安全专家莫汉·兰加纳森直言:“印度航空继承了多年的积弊,这次事故该敲醒警钟了——安全不是口号,是要把每个乘客的命放在心上。”
拉梅什拿起全家福,照片里他和弟弟抱着渔船方向盘,笑得很开心。“我不想要‘奇迹幸存者’的标签。”他用指尖碰了碰照片里弟弟的脸,“我只想做回那个能抱儿子、能和弟弟一起开船的人。”窗外的梧桐叶落下来,落在窗台上——那是他和弟弟一起种的树,现在叶子落了,像极了他们碎掉的生活。

傍晚时分,妻子扶着拉梅什走到门口,儿子拿着蜡笔画跑过来:“爸爸,我画了我们的渔船!”拉梅什盯着画里的两艘船,喉咙动了动,终于伸出手,轻轻摸了摸儿子的头。风里传来邻居家的饭香,他忽然想起去年这个时候,弟弟还在厨房煮印度咖喱,喊他“快过来吃,凉了就不好吃了”。
“阿贾伊,”拉梅什对着风轻声说,“我想你了。”
风里没有回应,只有梧桐叶沙沙落的声音——那是属于幸存者的,最沉默的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