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台北巷口，90岁的高秉涵正对着镜子系领带——领口别着枚褪色的铜扣，是母亲1948年给他缝在棉袄上的。行李箱放在脚边，里面裹着两坛用红布扎紧的骨灰，这是本周要送回江苏盐城的“老陈”——去年冬天，老陈攥着他的手说：“秉涵，我老家的油菜花该开了，帮我闻闻味儿。”
30多年来，这样的“快递”他送了100多回。行李箱换了6个，红布用旧了20块，每一次跨海峡的飞行，都像在替谁“补”一场迟到的团圆。
1948年的冬天，13岁的高秉涵攥着母亲塞的窝窝头，挤上厦门到基隆的船。母亲在码头的风里喊得嗓子哑：“儿啊，活下来！娘等你活着回来！”那声音裹着菏泽的寒气，跟着他漂过海峡，成了他在台湾最烫的“解药”——饿到啃树皮时，想起母亲的话；被同学欺负躲在巷子里哭时，想起母亲的话；甚至在台北医院的病床上，他都攥着那枚铜扣：“我要是死了，娘就白等了。”
1979年，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母亲写了封信。信封上的地址是“山东菏门外李家庄”，贴了8张邮票。等了半年，回信终于到了，却只有一句话：“母已于1978年秋病逝，临终前还喊着你的名字。”那天晚上，他把自己关在书房，把母亲的信贴在胸口，哭到台灯的光都凉了：“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到，她等了我一辈子啊。”
1990年的同乡会，几个老兵抱着他的腿哭。“秉涵，我们这把老骨头回不去了，你最小，以后要是能回家，把我们的骨灰带回去吧。”那天夜里，他翻出自己刚拿到的返乡证明——1991年春天，他终于要踏上离开43年的故土。当他抱着第一个老兵的骨灰站在菏泽村口时，老兵的女儿“噗通”跪下，手里举着一碗温热的小米粥：“叔，我爹生前总说，想喝口老家的粥。”那一刻，他突然懂了：这些骨灰不是坛坛罐罐，是老兵们藏在枕头底下的“老家地图”，是病床上念叨的“村头的老井”，是中秋夜对着大陆方向摆的那副空碗筷。
去年清明，他在母亲的坟前烧纸。风把纸灰吹到他手背上，他摸着墓碑上的“李氏”二字，声音轻得像落在花瓣上：“娘，我带了100个老伙计回家，你要是见到他们，帮着认认乡亲。”现在的他，耳朵有点背，却能听清电话里大陆侄子说“家里的玉米熟了”；眼睛花了，却能准确认出每坛骨灰上歪歪扭扭的“老家地址”——有的写着“河南安阳西郭村”，有的画着棵子树，有的只写了“大陆”两个字。
有人问他：“高老，你累吗？”他笑着拍了拍行李箱：“我娘等了我一辈子，这些老伙计等了半辈子，我多走几步，他们就能早一天‘闻见’老家的味儿。”
90岁的高秉涵还有个心愿。他想活着看到两岸的高铁通到台北，想带着孙子去菏泽吃母亲做的手擀面，想告诉那些已经“回家”的老兵：“咱们的家，再也不用隔着海算了。”
风从海峡那边吹过来，带着他未改的山东口音，吹过台北的老巷，吹过菏泽的老槐树，吹过每一个等着“回家”的人心里——就像母亲当年的那句话，从来都没凉过。
